“马”指的是马的形态,“白马”指的是马的颜色,而形态不等于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典故是白马非马是什么意思1
在“诸子百家”时代，有儒家、墨家等显学，同样也有杂家、小说家等末流，而其中有一个学派，他们提出的主张实在太让人感觉诧异，他们的名声是建立在后人的嘲笑之上的。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很多人都忘记了他们所主张的理想，同时也忽视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重要贡献。
这就是名家，诸子百家中一个以“诡辩”著称的另类。
这一学派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经常和庄子抬杠的惠子；另一个是以精妙逻辑论证了“白马非马”的公孙龙子。
值得注意的是，“诡辩”不是“狡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真正的“诡辩”是一种精妙的话术，有着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奇，其本质是对思维的锤炼，彰显的是思维的魅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诡辩”，需要先分清楚“狡辩”和“诡辩”的差异所在。
分清“诡辩”和“狡辩”：从两个故事开始说起
“狡辩”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可以被轻易攻破。
一位顾客，在奶茶店点了一杯红茶，然后又用这杯红茶换取了一杯绿茶。最终拿起绿茶，并没有付费，并且进行了一次狡辩。
顾客：“这杯绿茶是我用红茶换的，凭什么要我付钱？”
店家：“红茶的钱您也没付啊。”
顾客：“红茶不是在你们手里吗？我又没有拿到，为什么要付钱？”
从这一次事件当中，最根本的逻辑错误就是，顾客并没有红茶的拥有权。他只是用店家的红茶换了店家的绿茶，这种交换是不成立的。
但是，“诡辩”在逻辑上是找不到错误的，利用的就是“悖论”的出现。比如“诡辩”中著名的“半费之讼”。
欧提勒士向古希腊著名的辩者普罗达哥拉斯学习法律，并且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欧提勒士在毕业的时候支付一半的学费，另一半学费要在其第一份官司胜利之后再支付。然而，欧提勒士在毕业之后却并没有履行律师的义务，迟迟不打官司。
于是，普罗达哥拉斯将他告上法庭，以此就出现了这一场著名的“诡辩”。
普罗达哥拉斯认为：
第一，如果这场官司我胜诉，那么按照法官判决，欧提勒士需要向我支付另一半学费。
第二，如果这场官司我败诉，那欧提勒士胜诉之后，按照合同规定，也必须向我支付另一半学费。
然而，欧提勒士也提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
第一，如果这场官司我败诉，按照合同约定，我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学费。
第二，如果这场官司我胜诉，按照法官判决，我也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学费。
这就是“诡辩”，从双方的逻辑上考虑，都找不出任何错误。而所谓的“破斥”，纠结于“合同”的有效性，其实是法律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
《白马论》：“白马非马”的实质是现代语言学萌芽
《公孙龙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录，本应有十四篇，但因为散轶，保存下来的只有六篇，其中能确定是公孙龙本人思想的只有五篇。而在这五篇当中，公孙龙提出了两个一直被中国社会所讨论的话题，即“白马非马”和“离坚白”，公孙龙子也成为了名家中“离坚白”一派的代表人物，与惠子的“合同异”派并列。
在“白马非马”这一论题下，主要就是公孙龙用逻辑关系来论证了“白马”不是“马”这一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白马”和“马”已经不仅仅是具体物象的概念了，而是成为了抽象思维的代表。
当下很多人用“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来对这一观点进行“破斥”，认为“白马”只是矛盾特殊性的一种表现，以此来说明“白马是马”。但其实这种“破斥”是不成立的。
白马是马，这是生活常识，“矛盾特殊性”理论的应用，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证实了这一常识，而不是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进行破斥。也就是说，“矛盾特殊性”理论即使论证了“白马是马”，也不能用来反驳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那公孙龙在论证这一话题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诡辩”呢？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他将“白”和“马”这两种概念进行了拆分，这是“离坚白”派经常使用的论证方式。他认为，白是颜色，而马是形态，颜色和形态的组合肯定不能用单一的形态来表示。
在此之后更是进一步举例。如果是寻求形态的“马”，那么黄马、黑马都符合要求，但是如果是寻求白马，那么黄马、黑马就都不符合要求了，如果白马是马，那么两次所求一致，怎么会出现结果的不同呢？
面对诘难者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提出“所有有颜色的马都不是马”的反问，公孙龙的解释就又回到了“白”与“马”是“命形”和“命色”的观点上来，形成了逻辑上的死循环。
而针对诘难方将“白”和“马”视为同一事物不同属性的观点，公孙龙的论证更为巧妙。
公孙龙利用上一回合对方的论点来驳斥这一观点，既然对方根据公孙龙的观点提出“黄马”也不是马，那么就是认同颜色和形态是两种事物。既然将“黄马”和“马”区分开来，那么又将“白马”和“马”统一看待，这不是逻辑上的矛盾混乱吗？
而公孙龙最终的观点其实只有一句话：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也就是说，增设了限定条件的概念和没有限定条件的概念是不同的。
可以看到，通过两个回合的激辩，其实公孙龙所说的“白马非马”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白马”不是“马”，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区分概念的内涵，将代表抽象概念的“能指”与代表具体物象的“所指”区分开来。
这种研究语言的方法，西方索绪尔等人从17世纪后才开始进行系统地研究，而中国在公元前就已经在探讨这一问题了，只不过因为“实用性”的原因并没有进行下去。
《坚白论》：名家“离坚白”派用以阐述政见的思维逻辑
和“白马非马”并称的逻辑命题，公孙龙提出的“离坚白”同样十分著名。
这一争论是通过一块坚硬的白石引起的，公孙龙认为，同一块石头中，“坚”和“白”是分离的，这显然又是一个违反常识的观点。
公孙龙在这一篇作品中，先是通过“白”是视觉、“坚”是触觉的分别，来说明“坚”与“白”是不可同时被感知的，这就是所谓的“离”，其针对的是诘难者所认为的“坚白”两种特性共存于一石之中不可分离的观点。
而在诘难者举出“坚”是石之坚，“白”是石之白，所以两者是共存于“石”中的观点后，公孙龙认为，“坚”与“白”不是石头固有的属性，而是特征。不会因为没有石头就不存在“坚”和“白”两种属性。所以，“坚”与“白”的分离，才是形成了事物共性和个性的差异。
并且，公孙龙借这一观点提出，感觉是不可信的，只有思维的论证才是真理。一块“坚白石”，拿在手中的感觉不如经过思考之后的逻辑更为真实。
名家“诡辩术”，其目的和作用都有现实意义
公孙龙这等名家人士，其实是想用“诡辩”的方式来制止刀兵。
诸子百家之中，所有的主张其实都是为了现实服务，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来终结乱世。像道家用“无为”，法家用“刑律”，儒家用“礼义”，而名家所用的就是“诡辩”式的思维方式。
公孙龙和惠子一样，都主张“偃兵”。他们认为导致乱世的出现，是因为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征伐是没有必要的，一切争端都可以用辩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来，国家间的战乱其实就变成了双方的一次辩论，谁能占据道理，就看哪方的辩士更为优秀。其所依靠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看重的“名分”，希望以此来使得“攻伐”一方变成“无名之师”，进而消弭战争。
这就和孔子所说的理论有相通之处：
《论语 ·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种想法自然是失败了，但是其逻辑思维的精彩论证却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并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程。
后世很多大儒都对《公孙龙子》进行评价，比如儒家的荀子就曾评价名家：
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类似的评价历来多有，但有趣的是，各朝代学者都是否定公孙龙“诡辩”的行径，却没有人能在逻辑上找到他的漏洞。所以有人感叹，如果最初所学不是儒道墨法，而是名家“诡辩”，那么同样会认为儒墨等学说是错误的。
本来是一种阐述政见的思维方式，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成功地将思维的锤炼推向了极致，形成了一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离奇现象。
这种“诡辩”式的辩论方式，后来被诸子百家所吸收，成为了自身阐释道理的一种手段。而进入近现代社会中，辩论活动的举行、律师等职业的工作方式也深受名家“逻辑论证”的思维所影响，至今仍然能看到这一学派的痕迹。
白马非马典故是白马非马是什么意思2
白马非马论违反了什么哲学原理
“白马非马”，是战国时期名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人们由于不承认公孙龙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所阐明的逻辑思想内容。
仅以常识中的“白马是马”作为唯一正确的判断，有意无意地把辩证法观点和形式逻辑思想绝对对立起来，或者将“白马非马”的“非”字仅从语词上加以解释。
因而一直把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逻辑命题当作哲学上的诡辩命题，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公孙龙在《白马论》一文中所阐明的思想的。
公孙龙在《白马论》一文中不只是提出了“白马非马”这一命题，而且非常明确地论述了“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具体含义，为确切地理解这一命题提供了根据。
01
要搞清楚这个命题，先要理清“非”字的涵义。
“非”字既可以作“不属于”讲，表示二者之间没有包含或隶属关系，例如“羊非牛也”、“钟非灯也”等等。
也可以作“不等于”或“不同于”讲，表示二者之间不全等但可以具有包含或隶属关系，例“1非2”、“部分非全体”等等。
在这里把“非”译为“不是”同样是可以的，即“1不是2”、“部分不是全体”，这并意味着“2不包括1”或“部分不属于全体。”
因此，关于“白马非马”的“非”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自然也不能脱离《白马论》一文所作的具体分析。
公孙龙当时还没有关于“内涵”与“外延”等现代逻辑科学的概念，但在《公孙龙子》一书中确实已经提出了名(概念)具有内容(内涵)与范围或对象(外延)等重要的逻辑思想。
《名实论》说: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
这就是说，物在形成某一个或某一类具体事物时，必须具有确定的对象和范围，而不能任意超过；实必须使之充实自己而具有确定的内容，不能是空旷无内容的。
例如，“白马”必须有白马这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还必须有“白”之色和“马”之形为内容，这就为明确“白马”之名的外延和内涵提供了客观根据。在《白马论》一文中则是更具体、更清楚地阐明和发挥了这一逻辑思想。
首先，公孙龙论“白马非马”，就是从外延上强调“白马”与“马”是不能等同的。《白马论》说: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是所求一也。”
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马”是包括黄、黑马的，而“白马”则是不包括黄、黑马的。也就是说，“马”与“白马”所指的对象(外延)是不相等的。
公孙龙在这里只强调了黄、黑马与白马在外延上是排斥的，它们之间没有包含关系，并且讲了“马”可以包括黄、黑马，“白马”不包括黄、黑马，而没有说“马”肯定不包括白马，只是说“马”与“白马”不能是所求一也。
这就可以看出，公孙龙在这里所强调的只是“马”与“白马”存在着是否包括黄、黑马的区别，即它们在外延上是不相等的，而不是说“马”与“白马”在外延上是绝对排斥的。
事实上，公孙龙在这里也讲清楚了“马”与“黄马”、“黑马”的外延同样是不相等的，因为“马”不仅包括黄马，至少还包括黑马，因此“马”与“黄马”或“黑马”均非“所求一也”。
《白马论》说:
“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
这就是说，“黄马异于马”就是“黄马非马”的思想内容。公孙龙所阐明的“白马非马”的内容不正是指的“白马异于马”(外延上)吗？
所以，在公孙龙那里，如果把“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换成“黄马非马”或“黑马非马”的命题，实际上都是同样性质的逻辑命题。
它们都只是强调了“马”与“白马”或“马”与“黄马”或“马”与“黑马”的外延是相异的、不相等的。
难道能说前一个“黄马是(属于)马”(“求马，黄黑马曾可疑”)是正确的，而后一个“黄马非(异于)马”(“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就是错误的吗？
02
《白马论》一文还着重从内涵方面强调了“马”与“白马”是不同的。文章说: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文章的结尾对这一点讲得更清楚:
“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马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日白马非马。”
这就是说，“白马”之所以非“马”是在于白马取其确定的白色之马，故黄、黑马不能算白马。马则是“无去取于色”，“无去取于色”不是无色，而是不取其确定的颜色，即包括各种颜色的马，故黄、黑马皆可以算马。
这就把“白马”与“黄”、“黑”马的内涵区别开来了，也把“马”与“白马”的内涵区别开来了。
同样，公孙龙在这里只强调了“取于色”与不“取于色”的内涵区别，不仅没有把“马”与“白马”的内涵完全对立起来，而且肯定了“白马”包含着“马”形的内涵，“马”也包含着色(各种颜色)的内涵。“马”与“白马”从内涵上决不是完全排斥的，但又不是等同的。
这里更加清楚地看出，公孙龙认为“马”与“白马”都具有“马形”的共性，只是“色”的内涵还不相等而已。因此，公孙龙完全没有要把“白马”排斥在“马”的外延之外的意思。
在《白马论》一文中，问者曾多次讲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有白马为有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等属于常识的正确命题，用以对公孙龙进行质疑。
然而，公孙龙在回答时却从来没有怀疑或否认过这些命题本身的正确性，从来没有提出或推出过那种违反常识的“白马不是马”或“白马不属于马”的命题，而只是一再从“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强调“白马”与“马”这两个具有种属差别的“名”(概念)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简单等同的。
也就是说，共性的“名”和特殊的“名”所指对象的范围和属性，是不相等的。所以，公孙龙讲“白马非马”时，无论从内涵或外延上，都没有说“马”不包括“白马”，或者“白马”中没有“马”的内涵。
恰恰相反，公孙龙不仅肯定了“白马”包含了“马”形的属性(内涵)，而且还专门强调了“白马”是包括在“马”之中的(外延)。
《白马论》说:
“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
很清楚，公孙龙完全承认马都是具有颜色的，马包括各种颜色的马，马要没有颜色，也就不存在有白马了。很显然，“白马”就是指白色的马，是“马”的一部分。
前面已经讲到，公孙龙不仅肯定了“黄马是(属于)马”，而且肯定了“黄马非(异于)马”。
前者是属于常识的或哲学的命题，后者是属于逻辑的命题，这两个命题所包含的思想都是正确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局部与整体、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
事实上，“白马是马”(或“黄马是马”)也决不是说白马的外延和马的外延是等同的，而只是反映了白马与马的种属包含关系，这跟“白马非马”的思想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
03
为什么说肯定了“白马非(异于)马”这一逻辑命题，就一定是否定了“白马是(属于)马”这一常识或哲学命题了呢？
事实上，公孙龙是既肯定“白马非马”或“黄马非马”，又肯定“白马是马”或“黄马是马”的。
公孙龙确实也有不能“以有白马为有马”的提法，但这仅仅是从外延上说明有“白马”与有“马”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因为“马”中还有黄、黑马，有“白马”不等于有黄、黑马，也就是公孙龙自己所解释的“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也。”
公孙龙的意思是说，如果把有白马等同于有马，则有白马就是等于有黄马了。
总之，从反映事物的种属(外延)包含关系上讲，公孙龙是清楚地承认“白马是马”这一命题的。
现在不难看出，“白马非马”的“非”字，在这里不能作“不属于”的意思讲，而应该作“不同于”或“不等于”的意思讲，这才符合公孙龙《白马论》一文的原意。
这一点，文章本身就已十分明确地指出:
“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
就是说：“非”即“异”也。
应当肯定，“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确实反映了一般与特殊的逻辑关系，揭示了一条带有普遍意义的逻辑规律，即两个不同的“名”(概念)必然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是不能简单等同或混淆的，所要求的是不同概念的确定性和不矛盾性，这跟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要求相一致。
决不能把形式逻辑跟形而上学混同起来，而跟辩证法对立起来。“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确实是一个反映“名”(概念)的种属差别的逻辑命题，应该肯定它在逻辑史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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