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体史书1
一是连贯性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一般情况下，史书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为主要体裁。
纪传体是以单个人物的生平经历为篇章，全书的时间书讯有着重叠穿插，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编年体则是以时间为轴线，按照时间的递推发展顺序，记录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94卷，记录由公元前403年（司马光角度的春秋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计1362年的历史。
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和断代，司马光为保证《资治通鉴》的完整连贯性，历时19年对以往所有的言官正史、散佚趣闻进行搜集考证。
二是实用性
灿烂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不乏有很多体裁的文学著作，有的专门供人赏心悦目之用，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子虚赋》，这种题材几乎没有任何经世致用的价值；
有的像唐诗宋词，作者托物言志或是寄情于景，激励之功有余，解决问题之法不足，唯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可以直接拿来实践的著作。
采用正叙、倒叙、插叙、比拟的诸多文学表现手法，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形象性格分析的入木三分，特别是延续司马迁《史记》的风格，对每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论断。
比如《通鉴李陵》记载：
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司马光借司马迁的口吻评价李陵，以步兵5000迎战匈奴数万骑兵都没有丝毫畏惧，只是由于弓箭用尽才失败，最后给你一句相当之高的论断，即便是古时候的名将也不过如此。
三是规模性
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言下之意是说，即便是将是此前的十七史全部读完，都不可能读尽《资治通鉴》，由此可见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其规模之宏大已经达到中国史学界的最顶端。
毫不客气地说，司马光等于将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以前的历史重新考证修订一遍。涵盖文化、经济、军事、科技、农业、手工艺等放方面的.记载。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将先秦百家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将各家之言的发展顺序和内在的关联进行系统深入地剖析。
军事方面更是能够将历史上的大型战役进行详细地阐述，将各家的兵法布阵一一寄予描述。再以李陵传为例子，司马光把李陵浚稽山与匈奴对峙的场面进行详细地描述，具体细致写出李陵所使用的排兵布阵的特点。
首排的士兵左手持盾牌，右手持戟，后派搭弓射箭。即便是三万匈奴围攻都不能使李陵军战败。李陵仅仅依靠这些步兵的基本战斗武器都能够击杀匈奴，一副步兵追着骑兵砍杀的场面活跃读者眼前。
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体史书2
《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编年史书记述时间最长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的作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编《通鉴》的目的,就是要“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要通过叙述历史上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以总结统治经验,为“当今”借鉴,因此得到宋神宗的赏识,认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之为《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一般读者，甚至历史学专业工作者都难以遍读;即使是与《资治通鉴》内容相关的“十七史”,尽读亦属不易。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凡294卷,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
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与之相辅而行:《目录》相当于大事年表,《考异》是说明史料取舍之故。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记事,易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
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自东汉荀悦著《汉纪》以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而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史书共有41家、48部、947卷。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这些书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记一个时期或一个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汉纪》和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最为知名。值得指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作出了不小贡献的;这些通史撰述在表现形式上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传记体、文征体等,从而把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萧颖土、马总、姚康都曾撰有编年体通史著作。
萧书“起汉元年,迄隋义宁”,凡百篇(《新唐书·萧颖士传》)。马书名《通历》,起自“太古”,迄于隋朝,凡10卷。姚书称《统史》,“上自开辟,下迄隋朝”,共300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著作(见《旧唐书·宣宗纪》)。萧、姚二书已佚,马书佚前3卷,存后7卷。可以看出,《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巨制的产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
关于《资治通鉴》，司马光自述本书的主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资治通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