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不逢时、敢于同皇权挑战、宠辱不惊。
苏轼为什么官场仕途不顺1
苏轼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极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然而，为什么却仕途坎坷？
因为这是常态。人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权利，却不是人人都有必然成功的运气。而后者才是常态。
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你就是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也没用。一句时运不济，抵得过智商二百五加情商三百六。
甚至，即便后视之明的我们穿越到苏轼当时的位置，也未必能功德圆满。
让老天都要妒忌的文学才华
苏轼的父亲苏洵，早年科举不中，随后彻底放弃。回到家中、烧掉文章，玩起了自学。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苏洵并没有采取笨鸟不飞孵鸟飞的套路，而是放任自流。但是，身教胜于言传。两个儿子跟着老爹苏洵一起读书了，但都不是为了科举，而是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公元1055年，四川来了一个新任长官，益州知府张方平。这家伙一眼就看出苏洵父子绝非凡人，足以引领北宋文坛。于是，写了举荐信，让苏洵父子三人进京拜见文坛泰斗欧阳修。
公元1056年，苏洵父子三人来到开封，见到了欧阳修。对于苏洵，欧阳修认为他就是当世荀子，文章天下无敌。对于苏轼，欧阳修则是莫名的恐慌，认为自己就该走下文坛泰斗的宝座，给这个年轻人让路。
厉不厉害？初入京城，苏洵名满京城、苏轼逼得泰斗让位。但科举才是真正的职业赛道。是骡子是马，你得在这个赛道上跑一跑。然而，三苏并不没有专攻科举。科举是应试教育，而这三个人却一直在搞素质教育。
但，就是在公元1057年的科举赛道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一起金榜题名。而苏轼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堪称高考满分作文。本来是第一名的成色，但欧阳修过于自信，认为这篇文章在风格和水准上，应该出自曾巩之手。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关键还是欧阳修的弟子。所以，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避嫌，就没有将这篇文章点为头名，而是让其屈居第二。
苏轼的天资有多牛？唐宋八大家，他一出手就干掉三个。文坛泰斗欧阳修，准备让位；欧阳修的弟子曾巩，靠边儿站。甚至，连自己的老爹也要自愧不如。苏洵27岁开始苦读，却两次科举不中。而苏轼呢？20岁初闯科举，竟在职业赛道上跑出了满分作文。
你可以说这是侥幸。但是，随后就不能说是侥幸了。
母亲病逝，苏轼回家守丧。三年后，即公元1060年，三苏再次入京。苏轼又参加了一场更高规格的考试，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一篇《御试制科策》，获得了第三等。
这个考试的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谁也考不上。而北宋开国以来，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过第三次等。所以，考到第三等的苏轼，已经破了纪录。连续两场顶级规格的考试，苏轼都是满分加破纪录的水准。你只能说这是能力了。
只论科举应试，从古至今，苏轼能把全部翘楚们虐成渣渣。他不为应试而学，却应试无敌。但这里面有问题。两篇破纪录的策论，就文章本身而论，是真心好；但就思想内容而论，却没法恭维。比之贾谊的《治安策》，差了好几个量级。
令贾谊自愧不如的情商认知
古今才子第一，当属贾谊贾太傅。因为《治安策》是无敌的。而贾谊虽然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最后抑郁而终。所以，举凡文人怀才不遇，总会拿贾谊来说事，通过慨叹贾谊来伤春悲秋。
那么，苏轼也是这么看贾谊吗？
苏轼完全不这么看。他写过一篇《贾谊论》，认为贾谊命途多舛完全是因为自己，简单说就是情商太低。
皇帝喜欢贾谊，老臣讨厌贾谊。但皇帝汉文帝是明君，你不能说皇帝害了贾谊；灌婴等老臣是沛丰功勋，你也不能说这伙人有多恶劣。
身处这种局面，贾谊该怎么做？
指望汉文帝消灭老臣，然后重用贾谊，推行贾谊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汉文帝能当皇帝，完全是老臣们拥立的结果。所以，贾谊打不过老臣们的功勋集团。苏轼认为，既然打不过，那就应该加入。而且，加入老臣们的功勋集团，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老臣们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
贾谊要做的就是忍。你一个洛阳青年，弱冠之年便初入京城且位列朝堂，又有什么资格不能忍呢？只要忍得够久，忍到老臣认可，忍到君臣接纳，贾谊的盖世才华自然会有输出的可能。
苏轼给贾谊的人生算法就是：
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所取，是位居宰辅；所就，是大汉强盛。而这个所取和所就，已经太大了。所以，完全不是贾谊这么一个外省青年能做到的。这就要有所待和所任，所待是老臣认可，所忍是自己要沉住气。等他个十年、二十年，贾谊必然所取必得、所就必成。
把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词，全都去掉。苏轼对贾谊的批评，实际就三个字：情商低。
但是，苏轼的情商呢？苏轼说贾谊没有做到，他做到了吗？
他还真做到了。苏轼的情商极高，甚至堪称关系攻略的高手。
苏轼当时所处的格局，与贾谊一般无二。宋仁宗宽厚温和，汉文帝孝顺慈爱。关键是老臣，苏轼和贾谊同样面对的问题是：年少才俊如何与老臣相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少年得志。
但苏轼的牌，明显要比贾谊的牌更好。因为沛丰功勋要忠心有忠心、要能力有能力，唯独没有文化，自然看不起文化人。而仁宗朝的北宋老臣，却对苏轼满怀期待，认为这就是未来的国之宰辅。
有智商、有情商，那苏轼的具体实践怎么样呢？也就是苏轼的关系攻略怎么样？
古之君子也做不到的关系攻略
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谁更擅长关系攻略？
肯定是小人。操作上无下限、性情上无羁绊、主义上无桎梏，小人的唯一追求就是往上爬。而为了往上爬，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关系攻略上，小人是职业选手，只要能赢就走极端；君子是业余选手，期望风花雪月就能赢。
至于原因，这是立场和身份所决定的。君子在原初逻辑上是生出来的贵族二代，即君之子。所以，君子的教条都是当了君子之后的操作说明。而小人在原初逻辑上就是打出来的寒门子弟，即人之子。所以，小人的教条都是要当君子的晋级手册。礼崩乐坏之后，君子和小人，才在一条赛道上竞争。操作说明肯定打不过晋级手册，因为大家首先要比的就是谁能晋级。
那苏轼呢？苏轼的操作，既不失君子之风，又有小人的极致。这个外省青年，在开封这个权力场，一出手就打出了一个羡煞天下人的`开局。
苏轼的外在表现，既积极主动又谦卑恭敬，关键是特别重视待人接物，从来没有君子的清高。这一点，从他的《上梅直讲书》中就能发现。考取进士之后，苏轼给当时的阅卷老师梅尧臣写了一封感谢信。而这封感谢信，即便拿到现在，都值得职场人士认真学习。因为马屁拍得高明，而且全都拍到了点子上。随便拿出一句，都能让梅尧臣内心激荡。
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我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这之前，您的手下不曾举荐我，您的亲朋也不曾为我请托，自我求学十余年间，只听先生大名却未曾见过，但是先生您为什么选中了我的文章呢？因为“一朝为知己”。
苏轼这么说话，梅尧臣能不开心吗？新晋青年把身段放得要多低有多低，而把自己捧得要多高有多高。
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关键是位不过五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执事您就是当世孔子（信的开头已经用孔子做了半天铺排），我这个后生晚辈的最大追求就是想向您请教啊。
一封感谢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关系攻略的核心是人脉构建。那苏轼是怎么构建自己的人脉呢？一般的手段是：有事儿您说话，期望无限付出来证明自己有用，期望自己有用来增厚人脉。而真正的高明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请别人帮忙。
而苏轼恰恰就是这么操作的。他请当朝大佬司马光给自己的母亲写墓志铭。写个墓志铭，对司马光来说就是举手之劳；而在苏轼则是牵涉到孝道的大事情。这个操作以后，司马光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栽培苏轼这个后晋青年。
关系攻略有一条禁忌，那就是不要给人介绍对象。因为你很可能把两个人都给得罪了。但给人介绍对象，也有好处。就是你对这个人心有期许之，表达出了足够的爱慕或攀附之意。而在古代，婚姻就是家族间的联盟。而苏轼呢？苏轼则直接向司马光提亲，准备把自己的表侄女嫁给司马光的儿子。
司马光下野之后，到洛阳闭门著书。但苏轼并没有忘记经营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时不时地就来一封书信。不管你是在朝还是在野，但我对你的敬仰之情从来矢志不渝。
如果仅是司马光一个人，那也就算了。苏轼后来陷入乌台诗案，新党各种罗织罪名，试图通过苏轼这个交际“名媛”把旧党一网打尽。从这个案件中，你就能知道苏轼的朋友圈有多少人了。先后牵连进来的有39人，从司马光这个旧党领袖到王诜这个当朝驸马，全是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的。
在古代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苏轼竟能把人脉经营的这么广。而且，这些人全要跟着苏轼一起吃官司。所以，苏轼的人脉不仅广而且深。这只有关系攻略的高手，才能做到。
堪称完人、堪称完美开局的苏轼，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苏轼具备了获得成功的全部资本：皇帝宋仁宗把他当成国之栋梁，大宋老臣们把他当成了明日之星，甚至文坛泰斗欧阳修也准备让位。
关键是连皇帝他妈也喜欢苏轼。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宋英宗的母亲曹太后（神宗朝是太皇太后），死活不同意治罪，非要放了苏轼。
苏轼被新党压制好多年。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主政后，对苏轼实施了火箭提拔，成了苏轼的保护伞。
苏轼继续被新党打压。宋哲宗的母亲向太后主政后，硬是把苏轼从海南岛给调回开封，准备让苏轼当宰相。
你看苏轼这个人缘，不仅征服了皇帝，而且三任皇帝的老妈全都成了自己的贵人。
但是，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因为苏轼智商高、情商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所以取得了当世才子的美名、朝中栋梁的赞誉。但这个“因为所以”就周延了吗？苏轼能够拒绝运气吗？
假使苏轼晚一点儿参加科举，主考官从欧阳修换成王安石，苏轼别说满分作文，就是能不能当进士都两说。因为王安石死活看不上三苏的文风。关键是王安石这家伙是个实干派，你是不是文采斐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写了啥。
甚至，别说王安石，就是换成一个刻板些的主考官，都不允许苏轼在科举赛道上扯淡玩。
为什么苏轼在扯淡？
《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是苏轼自己编的。在高考作文里，你敢编典故？冲这一条，给你一个不及格，绝不算冤枉你。因为苏轼你这就是在扯淡着卖弄文采。
而《御试制科策》里的观点，则堪称逆天神操作了。怎么解决西夏的问题？苏轼的对策，竟然是让陕西独立，再造一个秦战国，然后让这个秦战国去对付西夏人。之前编典故，现在则是分裂国家。连老臣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应该录苏轼的弟弟苏辙为第三等。
然而，有其兄竟必有其弟了。苏辙在考卷里玩起了愤青，不仅抨击时弊，而且连皇帝也不放过。两相权衡，还是苏轼的扯淡，靠谱一点儿。
所以，苏轼能成名，到底该感谢谁？他要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换到明清，苏轼都不是落第的问题。
在乌台诗案中，新党就是要往大里政，具体是给苏轼冠一个大不敬的罪。这属于不赦重罪，要诛族的。
但北宋的司法制度足够复杂，各种条框制约，能把不择手段的小人关在笼子里。新党把持了御史台，但御史台只能问口供，定罪的却是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衙门不配合，苏轼的罪就定不下来。而太皇太后、英宗的老妈曹太后，又在背后使劲了。于是，这个大不敬就没法定。随后，曹太后去世了，要天下大赦。死了的曹太后又帮了苏轼一把，苏轼该被赦免，可以啥事没有了。但是，宋神宗不答应了。忤逆皇帝、对抗新法，这就不能忍。于是，皇帝法外立法了：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是赦免。赶上大赦，苏轼就该没事，牵连的苏轼朋友圈也该一道赦免。这个皇帝同意，认可了。但神宗皇帝专门来了一条“特责”，这就是法外立法：你苏轼给我滚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然后就在那地方呆着。这算是变相囚禁。
立盖世之名，苏轼也要靠运气；而位列朝堂，苏轼还要靠运气。关键是没被整死，苏轼就更要靠运气了。但运气不能总光顾苏轼。有些事，完全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
1057年科举中第，但苏轼的母亲随即去世，于是苏轼和苏辙都要回家守丧，耽误了三年时间（实际是两年多一点儿）。而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又去世了，于是苏轼还要回去守丧，又耽误了三年时间。你是年少成名了，但两个三年，却给耽误了。
等苏轼再次回到朝堂，朝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苏轼当成国之栋梁的宋仁宗，驾崩了；把苏轼当成未来之星的老臣们，歇菜了。此时主导朝堂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此时，任凭再怎么关系攻略，苏轼也没法玩了。因为苏轼与王安石是立场之争。
事实判断可以讲道理，价值判断只能搞妥协，而立场之争则连妥协都没法搞。苏轼的立场就是重人情，治理国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变法可以有但不能犯众怒。而王安石却不近人情，治理国家就该学商鞅，变法就是：我们制定法律、我们统治，然后你们服从。
你这就没法玩。
而且，王安石从来就瞧不上三苏，而三苏也瞧不上王安石。
苏轼的老爹苏洵，曾写过一篇《辨奸论》。怎么辩奸呢？就是看谁不近人情。而王安石恰恰不近人情。按照苏洵的方法论，王安石这种人早该歇菜了。但王安石并没有，反倒当了宰相。
公元1060年的时候，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通过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于是在1061年被授予商州军事推官。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王安石却拒绝签发任命书，气的苏辙辞职回家了。
这就是家恨了。
有王安石在，苏轼这种人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只能被各种贬官。苏轼当然不满，于是管不住嘴了，各种写诗发朋友圈，诋毁新法。新党正发愁找不到借口收拾旧党，而苏轼恰恰提供了借口。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把苏轼当成了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新党的变法，把大宋变得一塌糊涂。宋神宗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准备把苏轼调回朝廷。但这得一步一步的来，先把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临汝。宋朝的用人逻辑是离首都开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这算是宋朝特有的卡位纸牌屋。然而，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宋神宗死了。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赴京奔丧，随即成为朝中宰辅。这对苏轼不是好事吗？大家同属旧党，而且苏轼对司马光的关系攻略从来也没停过。但问题是：宋神宗在位，司马光就回不来，因为宋神宗不会把新法彻底否定。宋神宗不否定自己，所以未来走向就是折中。因此，回来的就只能是苏轼，苏轼自然有望拜为宰辅。但宋神宗却在这个关键点死了。
之后，司马光成了另外一个“拗相公”。新法支持的全部否定，新法反对的全部肯定，大宋王朝来了一个180度的硬转折。而苏轼呢？苏轼对司马光非常不认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因为要解决老问题。司马光彻底否定新法，的确消灭了新法带来的新问题，却把老问题也给恢复了。
但是，也轮不到苏轼反对了，因为司马光没多久也死了。那苏轼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更严重。有司马光在，北宋的党争只会聚焦在政策路线上，还算对事不对人；而没有司马光，北宋的党争就会陷入毫无底线的对人不对事。
再后，就是旧党中的两拨人，开始死命磕了。以程颢为代表的洛阳理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四川蜀学派，开始交手了。这时候就不是新旧两党的问题，而是新党、洛党和蜀党的问题。你让皇帝怎么办？没法办。苏轼和程颢集体外放，谁也不能当宰相了。
你们旧党不仅治国无能，而且还搞内斗。王安石变法的确有问题，但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而旧党开倒车，则把老问题全给恢复了，国家没钱了。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亲政。大宋王朝再一次锐意革新，于是旧党下课、新党上台。苏轼这个旧党的标签人物，肯定继续被打压。关键是保护伞高太后死了，没人罩着苏轼了。于是，苏轼一直被贬到海南岛。宋朝的逻辑是离首都越远就越不受重用，所以苏轼已经惨到天涯海角了。要复出，几乎没有可能。
等宋哲宗死后，向太后主政，苏轼又有了机会。皇帝不喜欢自己，但皇帝的老妈都喜欢自己。此时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哲宗的异母弟），但宋徽宗说不上话，凡事要听老太后的。公元1100年，苏轼终于离开海南岛，开始奔赴首都汴梁。这一次几乎就没什么悬念，苏学士大概率就要成为苏宰相。然而，还没半年，向太后也死了，宋徽宗亲政，改元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意思是：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简单说就是不能再搞党争了。
于是，新党的领袖蔡京、蔡卞兄弟就要离开朝廷，而旧党的领袖苏轼、苏辙兄弟也不能入主京城，新旧两党各让一步。但是，苏轼还有机会啊。可惜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走到常州的苏轼病逝了，享年66岁。
运气在苏轼最后的岁月里最后还是照顾了他。因为建中靖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折中，随后便是新党彻底碾压旧党。如果苏轼没死，大概率还要接着挨整。因为大宋的党争已经白热化，活着的要整，死了的也不放过。苏轼是带着希望去世的，这对他来说也算善终。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论诗歌，苏轼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论填词，苏轼开创了豪放派；论书法，苏轼自成一家；论绘画，苏轼是湖州派的主将；论学术，苏轼是蜀学的宗师领袖。苏轼之才华，冠绝古今。
但是，苏轼只有才华吗？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执政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政治路线上，苏轼不走极端，而司马光和王安石二公却一定要玩极端。在执政能力上，苏轼在扬州主持漕运，在河北兴办弓箭社。他能看到实际的问题，却不会主义先行地去改变现实，而是适应现实再艺术地去解决问题。
有才华、有能力，关键是还有情商。“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即便流放海南岛，苏轼也有一群弟子帮着他盖房子。乌台诗案，被苏轼牵连进来北宋名流多达39人。甚至，苏轼还能化敌为友。王安石罢相之后，苏轼专门拜访了这位拗相公，二人言归于好，成为一番佳话。
纵有盖世才华、纵能洞察人心，但如果没人脉，你也走不远。苏轼没有人脉吗？苏轼这个外省青年打造了堪称史上最豪华的人脉。老一辈的宋仁宗，把苏轼看成国之栋梁。中间一辈的宋神宗，最后的岁月里也准备启用他。新一辈的宋哲宗，曾经做过苏轼的学生。关键是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这些皇帝的妈妈们，都成了苏轼的保护伞。古之名臣将相，谁又此等阵容的人脉。
而苏轼为什么没有成功败相，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苏轼也是如此。身处北宋最剧烈的局面变动之中，他也只能随波逐流。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人们直接上天堂，人们直接下地狱”。
成功的，往往都是随机漫步的傻瓜，他们是最幸运的少数。不成功的，往往都是浪淘沙中的众生，他们是最平常的多数。苏轼概莫能外，我们也概莫能外。
苏轼为什么官场仕途不顺2
一、时代背景。
熙宁元年（1068年），年仅十九岁的宋神宗继位后，就面临着政治、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冗官冗费机关臃肿，朝政腐败的弊端时常凸起。外与辽、西夏军事冲突不断，此时的北宋到了积贫积弱的境地，统治危机日益显现出来。
为了扭转困顿的局面，宋神宗力挺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中心思想，是为宋朝朝廷做理财服务。难免有些法律法规不完善，漏洞肯定是有的，苏轼看到了问题后，直接与宋神宗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对王安石变法。
他说“臣以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秉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大意是说王安石变法，不顾及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变法太为激进。
王安石的新派变法党，与苏轼的.旧派党，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新党的李定、舒亶等人，在宋神宗面前制造了“乌台诗案，”苏轼含冤被贬到了黄州。
宋哲宗八年，第二次被贬惠州，他真的很无辜，新党为了打压旧党，趁高太后病逝之际，将元祐党领袖苏轼贬到了惠州。
儋州是苏轼被贬最远的地方，来到了海南岛上的一个小渔村，是他人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光。这次被贬朝廷认为他是罪臣，是死不改悔的“顽固派。”生不逢时，陷入奸臣迫害，要不是王安石关键时刻，鼎力相救，恐怕苏轼早已魂归故里。
最关键的问题是宋神宗和宋哲宗，他们听信小人之言，把千古奇才人物，打压到了天涯海角。有句俗语说的好：“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有眼不识金镶玉，枉听逆臣荒唐言。”
二、苏轼的个性。
苏轼之所以在仕途上不顺，他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一、苏轼豁达豪放的个性，不仅表现在他诗词中，他的为人处世更是令人钦佩不已。由于为人豪放，他率真且直爽，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总是口无遮拦一吐为快。
王弗在世时，时刻提醒过他，不要与任何人掏心掏肺，会吃大亏的，他总是哼哈敷衍了事。弟弟苏辙因此也劝说过哥哥，怎奈苏轼“嘴大心敞，”过后就忘，依旧我行我素。
二、刚直不阿，坚定不移。为了真理敢于同皇权挑战，不畏惧狡猾奸诈小人。为了千千万万百姓的利益，宁可舍下锦袍玉带不要，也要勇敢抗争到底。
他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不见风使舵，不做一颗墙头草，不与奸人同流合污，才有这样的结局。正是他这种人格魅力，才有了一个人人称颂，人人喜爱的苏东坡。
三、宠辱不惊，进退自如。
苏轼不仅豪放刚毅，还有他柔情似水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心慈大度上。回顾悲惨的一生，他没有怨恨过任何人。
宠辱不惊，进退自如，没有把仕途看的很重，有官则作为，无官一身轻。他没把名利放在第一位，他把一颗赤诚之心，都献给了别人。
不贪恋，不纠结。活好自我，超凡脱俗。一个人没有名利观，没有金钱贪欲观，顺其自然，有无都无所谓。正是他的这种性格，改变了他自己的前程似锦，真应了他的那句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结语：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不是苏轼不作为，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时事没有给他机会，空有一腔热血，报国无门，长使英雄泪满襟。
苏轼为什么官场仕途不顺3
一、苏轼生不逢时，他守制结束回到朝廷，正是王安石开始熙宁变法的时期。苏轼对新法提出异议，被新党排挤出京城。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苏轼性格过于刚直，不够圆滑，其实纵观整个熙宁变法时期，因为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贬谪出京的，还有王安石亦师亦友的吕公著、学生郑侠等人，岂止是苏轼一人，难道都是因为性格不够圆滑吗？主要还是王安石代表的新党没有容人之量所作的排除异己的错误做法。
等到王安石罢相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握朝政大权的时候，旧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大清洗，苏轼就事论事，认为完全废止新法并不合适，又被打入了被清洗的行列，贬谪南荒。
二、苏轼的才华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比肩，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更是被欧阳修等人称赞，他的制科考试成绩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皇帝认为这可是宰相之才。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苏轼招致了很多人的嫉妒之心。
第一个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在文学上也是很有造诣，但是和苏轼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苏轼对他的新法提意见以后，他表面上没怎么样，暗地里给苏轼穿小鞋，把他弄到开封府担任繁杂琐事最多的负责案件审理核查的.推官一职，结果人家苏轼游刃有余。王安石拿苏轼没辙了。后来苏轼负责开封府科举考试某一场的出题考官，他出的题目映射王安石在朝廷上搞一言堂，这下王安石开始对他打击报复，苏轼不得已自己申请到地方去任职。
第二个就是沈括。沈括和苏轼本来还算是朋友，但是他作为王安石新党成员，到杭州去看望苏轼，然后把借来的苏轼最新诗集全都画上重点，回到京城，就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也许沈括不够腹黑，没找出太明显的黑材料，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个就是炮制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小集团，包括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他们用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弄出了宋朝第一起文字狱。苏轼在狱中三个多月，备受折磨和逼供的耻辱与痛苦。
对于苏轼因为诗文招致牢狱之灾，差一点丢了性命，也有人认为完全是苏轼自己不够谨慎，纯属不作不会死的那一伙。这么说就有一点过了。所谓文字狱，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就连神宗皇帝对李定那几个整出来的所谓罪状都不以为然。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就解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则回答：“诗人之词，怎么能这么牵强附会呢？苏轼诗句说的是桧树，关我什么事儿？”
综上所述，苏轼始终不被重用仕途坎坷不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的政治环境因素，身陷新旧两党的党争之祸，这个影响，一直到苏轼故去，都没有消除。徽宗年间甚至公开查禁苏轼的诗词文章。
另一个就是人的因素。当时政坛上从朝廷重臣到奸邪小人，无一不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有着强烈的嫉妒心理。这一点，从王安石到李定等人都一样。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苏轼就是有经天纬地之才，根本不能在仕途上有所进取，只是在贬谪的路上颠沛流离了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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